编者按：2019年12月28日，南昌大学谷霁光人文高等研究院主办了“庐陵文化”高峰论坛，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等高校专家学者以及吉安文化人士代表共32人出席论坛，并做发言。我县杨巴金、周小鹏、刘建中三位同志应邀出席，现将杨巴金同志在南昌大学“庐陵文化高峰论坛”上的发言稿刊载如下。
庐 陵 文 化 刍 议
杨巴金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江西代表团参加审议时说：“景德镇、上饶一带有徽派文化，吉安有庐陵文化。”在全国地域文化研究热潮悄然兴起的今天，庐陵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历来为学界所重，研究甚多。今年8月，吉安市委、市政府又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强市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专门章节阐述了庐陵文化的研究、传承、普及与创新。我想，这是吉安打造“山水庐陵，生态吉安”品牌，实现“文化名城、文化强市”目标的得力之举。诸多做法，既具地方特色，又有全国意义，值得思考和探索。
壹
庐陵文化概述
秦始皇建立秦朝后，“郡县天下，厥有庐陵”，庐陵之名从此浮出历史水面。其声名被后世人所熟知，实源于1045年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写道：“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由此名句，让后人记住了欧阳修和庐陵，欧阳修受到家乡后代的景仰，庐陵也成为家乡后代倍感荣耀的一张名片。欧阳修的门生苏东坡流放北归而途经吉安，游览后赞誉说：“巍巍城郭阔，庐陵半苏州。”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元夕》诗中说：“孤臣腔血满，死不愧庐陵。”诸类诗文，更使“庐陵”之名远播，以致官方有“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民间有“三千进士冠华夏”的赞语。
2200多年的沧桑岁月，使庐陵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形成独具特色的庐陵文化。庐陵文化是指以古庐陵郡治为中心的区域文化，是古代庐陵人共同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江西文化的重要组成和中心支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内容涵盖以“五忠一节”为代表的名人文化，以新干大洋洲商墓为代表的青铜文化，以吉州窑为代表的陶瓷文化，以篁簝书院、白鹭洲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以青原山、玉笥山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古代农耕技术为代表的科技文化等，范围包含当今吉安市所辖的十县、两区、一市之地域。
庐陵文化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显赫于世的代表人物，还有辉煌的文化成就，诚如江西文化研究名家周銮书生前所说：“庐陵文化就是指读书人多，文教设施多，建功立德者多，发表著作多，达官闻人多”，以致人们谈爱国主义，必谈文天祥、杨邦乂；谈文学和史学，必谈欧阳修；谈诗词，必谈杨万里、刘辰翁；谈哲学，必谈罗钦顺、邹守益；谈地理学，必谈罗洪先；谈百科全书，必谈解缙；谈军事，必谈毛伯温；谈外交，必谈陈诚。不惟如此，庐陵文化中所蕴含的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兼收并容的文化群体，群星灿烂的文化氛围，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以及文章节义的地域特色，与江西地方区域性文化的优秀代表——临川文化、豫章文化并驾齐驱，与全国地方区域性文化的优秀代表——苏州文化、杭州文化竞相媲美。
众所周知，一个地方所获得的显赫名声，或得之于人，或得之于文，或得之于物，或得之于事，而庐陵以位置重要、物阜民丰、文风鼎盛兼而有之。其区位之显，诚如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中说：“庐陵实古名郡，咽喉荆广，唇齿淮浙，江山映带，在眉宇间。吉之为州，横制大江，实为冲要……吉州地望，虽出洪赣之下，而其户口繁衍，田赋浩穰，实为江西一路之最。”其经济之显，如宋代胡寅称“赋输所入，乃甲于江西”。农学家曾安止说：“江南俗厚，以农为生。吉居其右，尤殷且勤。漕台岁贡百万斛，调之吉者十常六七。”其商业之盛，明代大学士彭华说，吾乡“商贾负贩遍天下”。明地理学家徐霞客说，吉安“十里阛阓，不减金阊也”。其民风之淳，明初重臣王直说：“江西之郡十又三，而吉安为易治。其人多读书知道理，其出赋税力役以供公上，皆不后诸郡。”其文教之显，文人赞誉更盛，如周必大夸奖家乡道：“吉为大邦，文风盛于江右。”福建人真德秀称赞庐陵文风说：“吉之士风为江西冠。”元代刘将孙对家乡赞扬道：“吾庐陵人物名节高于富贵，文章多于爵位，科目显融，前后相望，东西州尤不及。”
庐陵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中华民族文化史册中占有重要一席，诸多文化精粹早已进入“全国之最”行列。自唐以来，中进士者达3000余人，为全国州、府之最；吉安县的吉州窑是全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名窑遗址之一；明代吉水解缙主持编纂的《永乐大典》，是世界上最早的百科全书；宋代泰和曾安止撰写的《禾谱》，是我国最早的水稻品种专著；明代状元罗洪先绘制的《广舆图》，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分省地图集。诚然，庐陵文化之显扬天下，实肇始于两宋。换言之，宋代是庐陵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因涌现出“五忠一节”“庐陵九贤”等一大批彪炳史册的名人而誉为“文章节义之邦”。明代时，庐陵文化又步入一个新的辉煌时期，明末钱谦益说：“国初馆阁莫盛于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语。”清初监察御史姚之骃说：“自后江西人物继起，遂有‘状元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谚。”在井冈山革命战争时期，又形成了天下闻名的红色文化。假如从文化源流的角度来看，庐陵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又是井冈山红色文化的重要来源。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吉安的庐陵文化厚重绵延，红色文化汹涌澎湃，生态文化令人陶醉。
庐陵文化之所以繁盛，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位置优越，物阜民丰。吉安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百姓生活富足，尤其是唐代宰相张九龄奉命开辟大庾岭驿路后，吉安便是连接中原与岭南的必经之路，直到清代中期，大运河——长江——赣江——北江——珠江一直是贯通中国南北的主要通道。唐代皇甫湜说“自江而南，吉为富州”，明两广总督张瀚谈到江西经济时说：“吉安尤称富足。”农业的发展又带动制瓷、造船、茶叶、纺织等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为庐陵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崇文向学，学优则仕。“团箕晒谷，教崽读书”，这是一种执着而又可敬的重教理念，使得历代庐陵人砸锅卖铁也要送儿孙读书。明布衣卿相杨士奇说：“然天下之大，士之出于学校者，莫盛于江西、两浙，吉安又江西之盛者。”自宋以降，庐陵籍状元、榜眼和探花共有47人，约占江西三鼎甲总数的45%；明建文二年（1400）和永乐二年（1404）连续两科囊括三鼎甲，这种“团体双连冠”现象在中国科举史上是绝无仅有。正因为教育科举的发达，历史上才涌现出这么多杰出的文人、士人、思想家和科学家，以致民间有“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等民谚流传。
第三，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吉安有“五忠一节”以及欧阳珣、胡梦昱、解缙、李时勉、刘球、邹元标等很多忠义节烈，他们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的熏陶，讲忠义，重气节，这种精神又影响到庐陵的文风、士风以及民风。光绪《吉安府志》载：“至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三百年文章之盛，士相继起者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家诵诗书，人怀慷慨。”意思是说，从欧阳修开始，庐陵人人学诗文，代代讲节义，忠国爱民，刚正坚毅，这种社会风尚一代传一代，所以有很多名垂青史之人。王阳明曾明确指出庐陵人有重气节的优良传统，说：“吉士之以气节行义，后先炳耀。”
贰
庐陵文化精髓的诠释
江西师大资深教授方志远说：“讨论中国的地域文化，须明确一个基本点，那就是不能脱离中国文化这个母体。我们在研究地域文化时所能做到的，只是探求中国文化这个母体内各个子系的联系与差异，发现其个性与共性，揭示它们与母体之间的关系。”那么，庐陵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以及江西文化的重要组成和中心支柱，其精髓是什么呢？
关于庐陵文化精髓的表达，则有多种说法。早在2000年周銮书老先生曾戏谑说：“庐陵文化的精髓是□□（音：？dǒng）文化。”此处二字因是吉安方言，且无法用文字书写，笔者只好用方框表示，大致是指“仗义且固执，蛮强却坚毅”之意。2017年吉安市委办公室曾撰文，将庐陵文化的精髓概括为“追求一流，坚守气节”8个字。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刘学滨院长在全国首届解缙学术研讨会上说：“解缙兼具的文人风骨、乡土情怀和庙堂气象，这正是庐陵文化的精髓。”此外还有其他说法。笔者却认为，上述相关归纳应作为庐陵文化的内涵或特征才妥当，其精髓应以“文章节义”四字来表达更为贴切，理由有：
第一，古有此论，今为承继。南宋名相周必大《庐陵县学三忠堂记》开篇时说：“文章，天下之公器，万世不可得而私也；节义，天下之大闲，万世不可得而踰也。吉为江西上郡，自皇朝逮今二百余年，兼是二者。”明代时，文学家王鏊（1450—1524）《跋五贤像》中说，欧阳修等“五贤，皆庐陵人也，其文章节义，载在史册”。官员归有光（1506—1571）《草庭诗序》中说：“庐陵自欧阳公以来，文章节义尤称独盛，谓其皆无得于斯道不可也。”万历十三年（1585）编修的《吉安府志》中说：“自唐颜真卿从事吉州，铿訇大节，诵慕无穷……文章节义，遂甲天下。”由此可知，自南宋以来，世人即以“文章节义”来盛赞吉安。
第二，寓意深刻，表达直接。“文章节义”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文章，历代庐陵人崇文重教，倡导耕读传家，追求科举入仕。如光绪《吉水县志》中说，“或出而仕，霖雨苍生；或退老田园，整躬饬行，矜式闾里”，这始终是吉安人崇尚的人生价值观，以致出现“三千进士冠华夏”的人文盛况；第二是节义。庐陵官员绝大多数都表现为强权面前不弯腰，逆境面前不退缩，居庙堂时爱国忧民，清廉敢谏，甚至为气节而献出性命，处江湖时则闭门著述，授徒传学。又如，白鹭洲书院始终以“立品为学人第一义”、“士先器识而后文章”、“不独以文章取科第而已，愿以行己有耻为士人第一义”为准则，将人格和品行的教化摆在第一位。
第三，文字精炼，内涵丰富。对一种地域性文化精髓的概括，其文字要求必须是凝炼、精准和形象，且字数不宜太多，否则就不符合“精髓”的应有之义。同时，还必须从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和内在的独有特质两方面来评判。就庐陵文化而言，“文章”正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即具有文人众多，著述甚丰，名家辈出，博学多艺等特点；“节义”则是其内在的独有特质，是从“精、气、神”的角度来评判，表现为“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而“五忠一节”“庐陵九贤”以及解缙、罗洪先等一大批先贤均是典范践行者。
叁
提升其对外影响力的思考
当前，庐陵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与其地位并不匹配，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就江西民众而言，他们对庐陵文化的精髓、内涵、特征及地位知之甚少，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惑；就全国范围来讲，仅是在江右文化研究学者中“热”，有“酒香还忧巷子深”之窘。庐陵文化是江西的，也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因此，提升庐陵文化对外影响力，对增强江西的知名度、美誉度和竞争力，促进“文化强省”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1、更新理念，瞄准特色。一是始终把内容建设摆在第一位。以“文章节义”为核心要旨，提炼出能表现庐陵文化的元素符号，真正打好地域文化的特色牌。二是从文化源流角度挖掘其内在价值。紧扣“兼容并包，创新开放”的时代内涵，挖掘出庐陵文化与井冈山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内在特质，将其打造为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一张精美名片。三是从文化市场角度去挖掘其价值。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之准则，将庐陵文化中的核心元素融入文旅产品设计和文化产业建设，犹如河南黄帝文化一样，将其融入全国性的文旅链，真正做到全国闻名，世界知名。
2、塑造品牌，提升档次。提升地方文化影响力，关键在于打造出品牌。一是发挥庐陵文化的独特资源优势，将其价值中的精髓融入国家级战略。例如，可将开展纪念明代外交家陈诚纪念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开展“庐陵文化丝路行”活动。二是占据地方文化制高点。如山东曲阜孔子文化节已连续举办35届，形成融文化、教育、旅游、学术、经贸和科技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活动，可学习借鉴其做法，着力谋划国内国际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三是倾力打造“中”字头或“国”字号的文化活动。如中国古代四大贤母有2位是吉安人，可充分利用此特色资源，成功打造“中华母亲文化节” 等大型活动。
3、创新传播，加大宣传。一是深入研究国内外不同受众的文化需求，坚持以文化人、以文促情、以文建信，切实增加庐陵文化的内在魅力。二是重视新兴媒介的宣传，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媒体、社会化媒体等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力争做到海外传播平台上有声音。三是切实增强其对外传播中的趣味性。将庐陵文化中的人、事、物、景等元素融入影视、动漫、音乐、游戏等文艺作品，既保证其知识性和思想性，又切实增加其趣味性和实用性，以吸引社会公众主动关注和喜爱。
4、紧盯短板，建强队伍。一是政府应立足于顶层设计，部门则着眼于联合互动，积极探索庐陵文化对外交流协作机制的建立，尤其是要大力支持民间团体承办的各类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二是想方设法招揽文化产业人才，并重视对现有地方文化人才的培训，切实解决庐陵文化对外交流中“能办事、办成事”问题。三是职能部门要定期会商，集中研讨，积极统筹社会资金和力量，采取“借船出海，借台唱戏”等方式，真正解决庐陵文化“走得出，进得去”的问题。
肆
十点建议
下面，我从活动、场所、产品和人才等角度，对庐陵文化的研究和弘扬提10点建议，即十个“一批”，权当是抛砖引玉。
1、点校出版一批庐陵先贤诗文集。千方百计筹措资金，集江西高校学者和地方专业人士之全力，点校出版一批庐陵先贤诗文集，这是开展庐陵文化研究的重要前提，也是传承地方文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诚如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杨士奇、江右王学四弟子等人的诗文集因早已点校出版，致使学界对他们的研究颇为成熟。反之，犹如吉水的解缙和邹元标、峡江的金幼孜、泰和的罗钦顺和王直等人，正因为他们的诗文集未被点校出版，致使对他们的研究仍较浅显。
2、挖掘整理一批珍稀地方文献。梁启超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吉安民间存有大量的族谱、碑刻、规约、文集、曲艺、楹联、“非遗”瑰宝、宗教文疏等，要重视这些庐陵文化遗产的利用，在深入挖掘原始资料、积极整理编辑、敢于订误注释等方面下苦功夫，努力将那些被岁月沉积遗忘的珍稀史料翻腾出来，设法以新的表现形式使其“活”起来，使之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
3、策划承办一批学术研讨活动。近年来，江西抚州市着力打“汤显祖戏剧牌”，已连续举办多届学术研讨和文化交流活动；赣州市依托自身优势，在策划阳明心学、客家文化等方面也有不少成功做法。庐陵地区历史名人众多，民俗内涵丰富，文化底蕴厚重，因此，策划一批学术研讨会或者组织开展节庆活动是最佳的传承载体，显得极为必要。近几年，吉水县开展的杨万里和解缙诞辰纪念活动、青原区的渼陂文旅节、泰和县即将举办的历史文化国际论坛等均是有益探索。下一步，市、县、乡都应统筹并定期举办一些内涵丰富且有地方影响力的名人学术研讨会或文化节庆活动。在具体的承办过程中，可采取强强联合的方式，如市里主办的活动应联合省直职能部门，乡镇主办的活动可与市、县职能部门联办，以提升其影响力。
4、精心打造一批庐陵文化讲堂。以“名家讲庐陵”为主题，参照湖南“岳麓书院讲坛”的模式，以刚刚启动的白鹭洲书院讲坛为示范，可在永丰县设立永叔讲堂、吉水县设立诚斋讲堂、吉州区设立天祥讲堂、吉安县设立阳明讲堂、青原区设立青原讲堂等，精心打造一批庐陵文化讲堂。主讲人既可邀请省内乃至全国知名专家学者来讲，也可邀请当地的文化人士来讲；内容既可讲江右文化和庐陵文化，也可讲某个村传统文化价值的挖掘传承或者某个家族的家风家训等。
5、聚焦构建一批“庐陵记忆”文旅点。以吉泰盆地为核心，以105国道为中轴线，以新干县大洋洲的青铜遗址、峡江县的玉笥山、吉水县的史前环壕遗址和中国进士文化园、青原区的青原山、吉州区的庐陵文化生态园、吉安县的吉州窑、泰和县的槎滩陂、万安县的十八滩等文化遗迹或名胜风物为依托，聚焦打造一批“庐陵记忆”文旅点。同时，在这条精品路线的途中，可将吉州的钓源和文石古村、青原的渼陂古村、吉水的燕坊古村等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作为辐射点布局进去，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构建“庐陵记忆”立体网络。
6、活化利用一批历史文化街区。仅吉水县，就有上下老街、金滩老街、八都老街3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其他兄弟县（市、区）也有不少。要将这些历史文化街区统筹起来考虑，在改造中注意添加庐陵文化元素，努力建成有庐陵文化价值内涵的文化街区。可将部分古民建予以活化利用，改造成为农耕、非遗、曲艺、书院、科技展示馆等，同时要注意引进业态，结合“文化+产业”的营运模式，使之适应长期经营管理的需要。
7、编辑发行一批庐陵文化通俗读物。文化不能失忆，文化不能仅仅只停留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而传统的图书出版物是重要的传承方式。近几年，吉安的确已出版不少关于庐陵文化的通俗读物，但仍显得零碎和松散，至少尚缺《吉安简史》《吉安文化史》之类书。因此，要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梳理出吉安千余年来的历史文脉，编写一套具有系统性、可作为地方教科书的文化读本，以期能形成对庐陵大地的整体文化印象。
8、倾力推出一批文化影视作品或剧目。庐陵文脉的传承，不仅要有建筑遗迹来呈现，也要有适合社会公众口味的影视作品或曲艺节目。2013年，吉安市推出的浓缩庐陵两千年文化的舞台剧《记忆庐陵》便是成功范例。吉水县近几年也有一些初步的尝试，拟推出《清风万里》《对联神童解大绅》等电影，已请央视拍摄《千秋文节杨万里》《解缙与<永乐大典>》专题片来宣传先贤等。但这些行动仅仅只是一个好开头，今后还需倾力推出一大批文化影视作品或剧目，通过电影电视或者现场实景的展示，把庐陵文化的厚重底蕴以更直观的方式来展现。
9、尝试设立一批有本土特色的文化奖项。吉安市级层面可设立全国性的庐陵文化奖，专门奖励为庐陵文化挖掘、整理和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各县（市、区）也可相应地设立欧阳修文学奖、杨万里诗歌奖、文天祥散文奖、许合子曲艺奖、曾民瞻科学奖等，这些奖项既可作为庐陵文化奖的分支，也可以独立地面向全国，每隔三五年评选一次，全方位地扩大吉安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10、持续培育一批庐陵文化研究人才。要着力解决“有人办事”的问题，培养一批有志于吉安本土文化发展的人才，建立和完善庐陵文化研究人才库，确保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做，这是促进庐陵文化开发传承迈上新台阶的根本所在。正因如此，要在组建队伍，强化阵地，整合力量上下功夫，设法在资金支持、政策激励、有效考核等方面出台一些新的有效举措，着力打通人才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最后，我以自己吟作的《戏题》作为结束语，诗曰：
自惭乡下土八路，忝列上庠会硕儒。
有幸发言亦忐忑，无由冒滥倍学书。
（供稿：杨巴金）
